关于校园文化设计的思考
2017-07-04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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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以来,管理科学促进工商管理快速发展的事实使人们相信,移植工商界的理论基础,继承工商管理模式,促进校园文化设计的实施,是教育管理发展的需要。教育管理学对工商管理理论的移植、复制,在20世纪50年代教育管理理论运动(theory movement)中达到了极致。在理论运动中,前辈学者对经验主义的教育管理的批评,对科学主义的教育管理的呼唤是颇具胆识的。理论运动所主张的科学、理性、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使教育管理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并在当时找到了研究与发展的方向,教育管理学的学术地位由此得到显著提升。不过,尽管教育管理学从管理学中获益良多,但并不意味着移植、复制管理理论会给教育管理带来一个永恒的春天,人们逐渐发现复制理论存在的问题。70年代末,人们开始猛烈抨击这种从管理学复制而来、根植于实证主义的研究趋向。人们认为,处于复杂环境中的学校无法回避价值冲突,校园文化设计客观理性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而且,脱胎于理论运动的教育管理科学,尽管力求客观、量化和价值中立,但它仍然携带着重要的哲学假设。

   在这样一种理论背景下,西方教育管理学开始出现了超越实证主义的、以批判和反思科学教育管理为特点的理论景观。其中,由加拿大教育管理学者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和霍金森(C.Hodgkinson)等人所阐发的主观主义学术观点更是极具创见的。作为理论运动的爆破手,格林菲尔德指斥理论运动所信奉的科学观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同起来,事实上是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他指出,实证主义观点的严重失误,是它把所有的人的内部状态、直觉、情感和价值观都看成是一种管理的副现象;理论运动的认识论基础有不足之处,它以损失校园文化设计人文研究为代价。在建立应对实践的理论上,格林菲尔德提出用人文艺术的校园文化设计方法领悟教育问题,“文化科学家并不是去发现有关社会结构的终极真理,文化科学的目的是去理解不同的人所看到的社会现实,并揭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不同看法是如何型塑其相应的行为的。这些对教育管理研究的认识,使得传统的对实证主义方法的唯一强调转向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并行。人们不仅仅关注管理原则、方法等客观问题本身,更重要的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在这些原则、方法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人们认识到,教育活动归以及校园文化设计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